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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评聚焦] 方利山:新安朱子功至伟——纪念新安朱熹诞辰888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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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7]常住居民III

发表于 2018-10-23 10:13:5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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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歙县山里人 于 2018-10-23 10:16 编辑

纪念新安朱熹诞辰888周年

                                                                       新安朱子功至伟
                                                                                              方利山
[内容提要]   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朱熹集儒学之大成,制定封建社会道德制衡规则,主张顺应自然的天道观,对徽州文化影响深远,其世俗化的“为人”教育犹有当代价值。
[关键词]   新儒学   道德制衡  自然观   徽州文化   为人

      2018年10月23日(农历戊戌九月十五),是大思想家、新安朱熹诞辰888周年。千百年沧海桑田,历史剧变,对朱熹夫子思想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对人类文明,厥功至伟,值得纪念。
                                                                                集大成
      众所周知,大思想家朱熹对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最大贡献是继北宋理学家周敦颐、二程(程颐、程颢)之后,将孔孟原始儒学理论化、精致化、世俗化,通过对代表性儒学经典的艰辛疏理,注解阐释,创新性的概括提升,集儒学之大成,臻广大、致精微、综罗百代,力挽狂澜,承续和维系中华道统,建构起了庞大的新儒学——理学思想体系。所谓“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道出了朱熹集大成的重大意义。
      中华民族文明史,自远古尧舜禹以降,易道儒学渐成中华文化之主干,中华道统源远流长。而佛学西来而后,到唐中期日益盛兴,古学不兴,周公、孔、孟之道渐渐被边缘化,中华道统面临中断危机。韩愈、李翱等决意接承道统,传续圣人之学。此时,作为程颢、程颐的孔孟嫡系传人,朱熹肩起历史重任,精研中华典籍,融合经学、佛学、道教、史学、文学及自然科学等诸多精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朱熹勤奋著述,撰作《周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四书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楚辞集注辨正》、《韩文考异》、《参同契考异》、《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等等。有《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门人辑录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等等,现存仍有25种,600余卷,两千多万字。前无古人。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朱熹新儒学——理学思想体系,不仅仅是孔孟儒学的集大成而已。
      陈荣捷特别提醒人们注意:“朱子之学多多创新。”钱穆就指出:朱子论心学功夫最着意所在,是为致知。悬举知识之追寻一项,奉为心学主要功夫,此在宋、元、明三代理学诸家中,实惟朱子一人为然。而朱熹论格物“内外本末,须一以贯之,精粗具到,统体兼尽。”此是朱子在一般理学思想中之最独特和最伟大之处。其精神所在,可谓既是属于伦理的,亦可谓是属于科学的。朱子所论的“理”,认为万理皆属一理,理不离事物,亦不离心。理必寓于事物中,而皆为吾心所能明,所能知。朱子所谓的理,同时兼包有伦理与科学之两个方面。自然之理,乃由宇宙向下落实到人生界。自然科学,朱子亦能随时注意,论其大者,如在天文学、地质学方面,朱子皆曾有极深邃之观察与发现。就自然科学之发明史而言,朱子的创获,尚有远在西方科学家之前,而与之不谋而合者。陈来也认为:朱子思想中最重要的“格物致知”理论,是对儒家“学习”思想的一种哲学论证和展开。总之,朱熹以求“理”,求实、主体、力行和开放等系列学术精神,建构了“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道德形上学体系,用“天理”二字成功地融摄了儒、释、道三教文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出色地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从汉唐训诂学向宋明义理学的理论转型,极大地显示了中华和合思想内在的生命智慧和无限的变易潜能,把中华思想文化史推进到第三个重要发展阶段,即程朱理学阶段,完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次重要的理性超越,为中国古代社会后七百年的持续发展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终形成,提供了强大的道德支柱。表现了突出的非宗教性、很高的哲理思辩性、浓厚的自然科学性。朱熹在阐述“心之理” 和“物之理”两个方面,都有许多引人注目的新见和发现。
      朱熹学术生涯,主要是以对儒学经典的注释阐解,构筑、讲明理学。当时一般的宋儒,轻语言文字训诂考证,习惯于在凿空言理的学术氛围中玄谈, 而朱熹则并不随流俗,而是扎实努力,通过对大量古典经籍浩繁专注的训诂诠解,建构庞大的理学思想体系,朱熹十分重视语言文字的功夫而又不守旧、重创获、别开生面,成一家之言。朱熹解经,言之有据而又能深入发挥。比如言《诗》,他不以《诗》序解《诗》,而是重视文本实际,在承传中创新,体现了一种对语言文字学一般规律更接近科学的把握。
      朱熹阐明儒学,还注意亲民依俗。有一个生动例子。朱子那首著名的儒学哲理诗《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其中的“渠”字,朱子特别用了古徽州及江、浙民间百姓广泛使用的口头方言,读“Ke”,不读水渠的“渠”。在徽州民间和福建客家话中,“渠” 表示第三人称“他、它”。 “问渠那得清如许”的“渠”,如果读成水渠的“渠”,诗就不得的解。由此也可看出朱子竭诚将儒学世俗化的良苦用心。
                                                                                    定制衡
      朱熹所处的南宋中期,社会危机深重。在思想层面,“学绝道丧”, 态势纷乱,整个社会统治阶级鲜廉寡耻,生活奢侈无度。土地兼并剧烈,民族危机空前,阶级矛盾尖锐,官吏贪腐横行,文官武将结党营私、中饱私囊,污浊不堪,“监司奸赃狼藉,肆虐以病民”,“纲纪日坏,邪佞充塞,货贿公行,兵怨民愁,盗贼间作,灾异数见,饥馑存臻。”朱熹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勇敢肩负起制定社会道德制衡规则的重任。回应历史挑战,化解价值冲突,重建精神家园。朱熹的理学,为士人、为社会提供了一套道德学问思想体系
      朱熹着力阐发了“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思想,认为“人心”与生俱来。但如果“无所主宰,留而忘返”,社会就会“危”。要使人心不致危害社会,就应该用“道心”主宰“人心”,“允执厥中”,不忘初心。朱熹认为道心的特点就是“公”,是社会公共的道德法则。朱熹理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以此“正君心”,正人心,纠时弊,节制无限膨胀的过度欲望。朱熹理学对中华道统伦理纲常、四维八德(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在承继中作了系统的阐述和发挥。大力讲论宣扬“仁、义、礼、智、信”,朱熹的“礼学”建构和教化,在维护当时封建社会秩序、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朱熹在思想理论上努力制定社会道德制衡规则的同时,还在其为官实践中整肃吏治,极力维护中华道统。他任地方官,大力倡扬儒学名节,反贪倡廉,坚决惩治贪官污吏。朱熹主张为官执政,应该“临财不苟得,所谓廉介;安贫乐道,所谓恬退;择言顾行,所谓践履;行已有耻,所谓名节”。强调“士人要识个廉退之节,礼义廉耻是谓四维,若寡鲜廉耻,虽能文何用?”对于那些祸害国家和百姓的贪官污吏,朱熹深恶痛绝,绝不宽容。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盛夏,邻近京城的浙东七州四十余县,天久不雨,水源枯竭,农田龟裂,大旱造成了严重饥荒。是年八月,刚从知南康军任满不久的朱熹,移官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他在上状辞免新职不许的情况下,在十一月即入奏延和殿,“上条陈七”,对孝宗临朝二十年间灾害频仍,“水旱盗贼略无宁岁”的原因及解决办法,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建议。之后,立即昼夜兼程奔赴浙东救灾。朱熹“按行境内,单车屏徒从,所至人不及知,郡县官吏惮其风采”。在乡间,朱熹了解到“饥饿之民,赢困瘦瘠,宛转道路,呼号之声,不可忍闻,其不免于死者已不可胜计”的民生实情,因而对“德业日坠,纲纪日坏,邪侫充塞,货赂公行,兵怨民愁,盗贼间作,灾异数见,饥馑荐臻,群小相挺”的时弊十分感慨,对敲剥百姓的贪官污吏十分痛恨。朱熹在巡视各州县赈灾活动途中,经明察暗访,对贪赃枉法或救灾不力的官吏和奸豪,立即毫不留情地上疏弹劾。朱熹先后奏本弹劾了绍兴府差指使密克勤偷盗赈济官米4160石;弹劾了隐瞒灾情、谎报政绩、横征暴敛的浙江衢州守臣李峰、元差监酒库张大声及江山知县王执中,宁海知县王辟纲等。朱熹还连续六次上奏章,弹劾台州知州唐仲友。这个唐仲友是宰相王淮的姻亲,正准备升任江西刑提,其人违法收税,骚扰百姓,贪污官钱,偷盗公物,贪赃枉法,无恶不作,影响极坏。朱熹从七月十九到九月上旬,六次上奏章,遇王淮包庇,想按下不问,朱熹又向朝廷连上三状,揭露唐仲友罪行,终于罢免了唐仲友江西刑提之职务。朱熹不避权贵、刚直不阿,坚决斗贪官,因得罪权豪而屡受打击也在所不惜。朱熹敢打“老虎”,也不放过地方恶霸。他在长沙时,一张姓恶人勾结官府,平日打杀不问,朱熹查知后加以严惩。在南康任知州时,一贵家子弟飞马踏人,朱熹也不顾忌遭报复坚决给予处罚。朱熹有言“官无大小,凡事祗是一个公字。若公时,做得来也很精彩,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祗得个没下梢。”
                                                                                   敬天道
      中华传统文化讲究敬畏天道自然,尊重和遵循大自然运行的客观规律,历来重视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先秦道家主张“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认为“道”是自然而然的。庄子也主张“天道”“无为”。荀子则强调“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王充继承发扬先秦以来的天道自然思想,结合唯物主义元气论,明确提出“天道自然”的命题,认为自然界自身运动,不受精神意志支配,是自然而然的。在他看来,天是自然之天,万物自然而生,天道自然而然。“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人偶自生” “道虽自然,亦须有为辅助”。张载进一步阐明:“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识自然云为体尔”,以自然为本体的属性。提出了著名的“民胞物与”观点。
      朱熹在其著作《西铭解义》中充分肯定了张载“民胞吾与”的思想,认为天道自然是人类栖息生存的根基,把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看得格外重要,提出了“当事亲之道以事天地”,要以人类的至爱亲情来关爱世间万物、善待自然的主张。朱熹从政为官期间,在所居之处最喜欢植树。他回婺源祭祖时,在文公山上栽下了二十四棵杉树,这片杉树在历代官方和百姓的照拂下,已成长为江南罕见的杉树王。
      朱熹对大自然运行变化的自身规律有许多用心的观察和思考探究,有许多意义重大的发现和成果,钱穆就指出朱熹在天文学、地质学等方面,都曾有极深邃的观察与发现。就自然科学的发明史而言,朱子的创获,“尚有远在西方科学家之前,而与之不谋而合者”。南宋时候,朱熹通过自己对土地情况的了解,就要求皇帝下诏,命令全部土地都要冬耕,“冻令酥脆”,多加犁耙,然后布种,这样“自然田泥深熟,土肉肥厚,种禾易长,盛水难干”。
      朱熹这种敬畏天道自然、“当事亲之道以事天地”的思想,在21世纪的今天尤其具有现实启迪意义。
      人类社会从徒手农耕、工贸发展、电气化大工业、智能化电子时代一路走来,社会经济发展日新月异,而长期以来不尊重自然,不遵循自然规律、以破坏和掠夺自然的方式实现经济发展,也造成了全球性的自然生态大破坏。工业文明给人们创造现代生活幸福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烦恼,甚至是巨大的灾难。象震惊全世界的“六大污染”( 意大利塞维索化学污染事故、美国三里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墨西哥液化气爆炸事件、印度博帕尔毒气泄漏事故、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德国莱茵河污染事故)、“八大公害”( 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美国洛杉矶烟雾事件、美国多诺拉事件、英国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日本爱知县米糠油事件、日本富山痛痛病事件)和“十大事件”( 北美死湖事件、卡迪兹号油轮事件、墨西哥湾井喷事件、库巴唐“死亡谷”事件、西德森林枯死病事件、印度博帕尔公害事件、切尔诺贝利核漏事件、莱茵河污染事件、雅典“紧急状态事件”、海湾战争油污染事件)等等。这些公害和污染事故,都是漠视天道自然极大污染自然环境的后果,它导致许许多多正常人及动物非正常死亡,残废,或患病,给人类和生态环境带来灾难。当下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已经大大超过地球的承载能力。人类必须敬畏天道自然,“当事亲之道以事天地”,深刻反思,在人类生存危机越来越严重的今天,“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
      敬畏天道自然、“当事亲之道以事天地”同样切合我国的需要。多年以来,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核心理念的摈弃,对“人定胜天”的误读,以破坏和牺牲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发展”,教训深刻。一段时间,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基本建立在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比较严重,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集中出现,环境与发展的矛盾格外突出。资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脆弱、环境容量不足,逐渐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如果中国不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不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放到突出的位置,不加大保护环境的力度,不改变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破坏的状况,生产生活环境会越来越恶化,自然生态环境会越来越糟糕。这不仅将直接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顺利实现,而且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和长远发展的根本大计。
      因此,“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习主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生态文明建设”,对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等等都有深刻详备精彩的论述,承传弘扬了先哲先贤敬畏天道自然的思想精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发展理念,既是对多年来一味向大自索取的拨正,也是敬畏天道自然传统精神的承续。
                                                                                   振徽学
      新安朱熹祖籍徽州婺源,徽州是朱熹夫子的父母之邦。由于朱熹和徽州人强烈的乡土双向认同,徽人对中华儒学又有特殊的承继渊源,自宋以来,尽管在徽州,朱熹理学有时也曾遇到某些尴尬局面,但总体看,朱熹理学对徽州社会的影响深刻而普遍,成为徽州文化的核心理念,几乎在徽州文化的所有方方面面起着决定性作用。
      朱熹理学在徽州催生了一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地域性学术流派“新安理学”。由二程朱熹奠基的“新安理学”,在程洵、滕璘、滕琪、李季、汪淖、祝穆、吴昶、程先、程永奇、汪莘、许文蔚、谢琏及此后一大帮忠实弟子的维护和倡扬之下,历宋、元、明、清,经四个阶段,涌现了一批著明的理学家,产生了不少理学名著。“新安理学”家主张“凡六经传注,非经朱子论定者,父兄不以教,子弟不以为学。”以朱学为正宗。对朱子之学“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方面,“新安理学”家格外努力。
      朱熹理学在徽州教化孕育了一大批儒学贤臣和贞节义士。宋、元、明、清徽州出为仕宦者,绝大多数遵朱熹理学之教,“修、齐、治、平”;许多文人志士坚守朱熹理学,以名节相砥砺,尤其在新旧更替异族入侵之时,大义凛然。许多女子也不惜以身殉“道”。虽说被统治者异化的礼教显得冷酷负面,但古徽州千百年来“人尚气节、民素朴淳”“秉礼仗义”的民风,主要是朱子理学的浸润熏陶所致。
      朱熹崇学的思想和践行促成了徽州教育的异样繁荣。在古徽州,即便是山乡僻野,“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徽人认定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读书明理明礼,学做好人。私塾、义学、文会、书院遍及城乡。他们胸怀为民报国大志,“三间茅屋书声响,放下扁担考一场”,历代科举,成就辉煌,一县十九状元,一镇四状元,“一门九进士”,“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 徽州教育的繁荣是徽州文化兴盛的基础。
      朱熹对“商”的理解和“以义为利”的思想,铸就了明清中国儒商。徽人寄命于商之后,经商理念大多“一以郡先师朱子为归”。 朱熹认为:“士其业者必至于登名,农其业者必至于积粟,工其业者必至于作巧,商其业者必至于盈赀。若是,则于身不弃,于人无愧”,士、农、工、商,只要干得出色,都可以实现人生价值,于人于世“不愧”, 朱熹特别强调经商必须诚实守信,“交易欲其廉平”,货真价实,诚信不欺,公平交易,才是商之正道。徽商闯荡天下,徽商会馆遍奉朱子,讲“种德”,讲“财自道生,利缘义取”,“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职虽为利,非义不取”,“虽为贾者,咸近士风”。 徽商贾而好儒,在商海打拼中,把“文”字用得漂亮,把“人”字写得漂亮,以重商、好儒、担当、奉献精神,将为商之“道”作了精彩的诠释。
      徽州的宗族宗法,徽州的新安医学,徽州的新安画派,徽州的民间武学徽州的民俗风情等等,都有朱子理学深刻影响的印记。总之朱子理学是徽州文化的理性内核。
                                                                               教做人
      朱子理学是一个庞大精致的思想体系,除那些因时代变迁需要扬弃的内容,朱熹那些上承孔孟的道德哲学、仁义礼智信的做人之道,至今还有其借鉴价值。朱子之所以成为孔子以后之一人,朱子学之所以深刻影响中国七、八百年至今仍引人瞩目,最主要的是,朱熹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分合变奏,全面映射出中华民族精神的深沉忧患。朱熹“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不仅是完成了中华传统文化从汉唐训诂学向宋明义理学的理论转型,而且极大地显示了中华人本哲学内在的生命智慧和无限的变易潜能。虽然朱熹思想对“理”的追索存在一些不足,有历史的局限,程朱理学在被改造成封建统治者的官方哲学之后,曾对中国社会产生严重的阻滞作用,但是,中华近五百年来的积贫积弱,倒退落后,岂都因程朱理学?
      需要着重论说的是朱子理学所阐述的社会道德制衡规则、在《朱子家礼》、《朱子家训》等著作中深入浅出地教导人们如何做人的儒学大道理,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几十年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颠覆,一些最基本的做人底线被突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唯利是图、诚信缺失、坑蒙拐骗、贪贿横行、黄赌毒泛滥,社会道德的严重滑坡,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尤显重要。而在这一建设中,朱熹《朱子家礼》、《朱子家训》中的理学精华,可以是仍有教育意义的营养。如朱杰人所说,朱熹的《朱子家训》虽然产生于800多年前,但其人伦观、修养观、道德观、社会观、价值观,仍具有时代意义和普遍意义,是中华民族贡献给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勿损人而利己,勿妒贤而嫉能。勿称忿而报横逆,勿非礼而害物命。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诗书不可不读,礼义不可不知。子孙不可不教”、 “斯文不可不敬,患难不可不扶。”等等,做人如果连这些都可以摒弃,那又和动物何异?
      社会现实说明,中华民族复新伟业,继续需要道德重建,我们仍然需要“畏天、畏地、畏大人”。“修、齐、治、平”没有过时。只有对中华先人的生存智慧、伟大思想心存起码的尊重和敬畏之心,只有对大自然心存尊重和善待志度,只有善待包括朱子思想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虔诚地守护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与时俱进地传承和弘扬先哲们的思想精华,我们才算是学会做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才有实现的可能。
      朱子不朽。
                                                                               2018戊戌 盛夏高温下,作于近贤居之屯浦书堂
                                                                                      10月23日修改
                                                                                 (方利山,安徽省朱子学学会副会长)     
参考文献:
宋元学案
钱穆:朱子新学案   朱子学提纲、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
陈荣捷:朱子新探索•台北:学生书局,1988.4
朱子学新论•北京:三联书局,1991.12
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陈来:朱熹哲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解光宇:朱子学与徽学 •长沙:岳廘出版社 / 2010-10 /
周晓光:新安理学•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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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23 10:14:54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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