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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评聚焦] 方利山: 马克思“邂逅”中国徽州王茂荫—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王茂荫诞辰2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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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7]常住居民III

发表于 2018-5-3 15:37:1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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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邂逅”中国徽州王茂荫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王茂荫诞辰220周年
                                                                          方利山
      公元2018年5月5日,是我们共产党的老祖宗、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日。革命导师马克思和它的战友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中叶风雨如磐的欧洲资本主义时代,艰难思索人类社会前行之路,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发现了资本社会的运行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创立了“过渡时期”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人类历史经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实践,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说到马克思写《资本论》,大家自然会想到这部巨作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附注83那段记述中国理财官王茂荫有关史实的文字。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邂逅” 中国徽州的王茂荫,辗转曲折,似为偶然;而当我们走进那段历史,了解其前因后果之后,又会觉得,马克思和王茂荫的“邂逅”,存在逻辑必然。
     清咸丰年间,清政府在太平军乱中财政危机加剧,大臣们或主张铸大钱,或主张无限制地发行不兑换银钞,不顾通货膨胀而求缓和财政危机。当时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的王茂荫上书《条议钞法折》建言发行可兑现银钞,提出“极钞之数,以一千万两为限”,纸币要能够顺利流通,并必须注意和防止无限制发行纸币,防止通货膨胀,以便“无累于民”而“有益于国”。此建言被议驳。此后在朝廷实行铸大钱、流通中极大混乱、发行的“宝钞” 又不兑现、通货膨胀愈演愈烈之时,王茂荫再上《论行大钱折》,严辞批此乱象,指出其危害: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亏国将有不可胜计者”。清咸丰四年(1854年)时,清政府发行不兑现的纸币官票、宝钞严重贬值、市场极其混乱,王茂荫忧思国政,毅然三上《再议钞法折》,提出他关于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第二方案。阐明四条补救措施,坚持主张将不兑现的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反对铸造当百和当千等项大钱的主张,以制止通货膨胀,挽回纸币的信用。
     经济学家王茂荫对中国历史丰富的币制改革思想深有研究,对利民利国的币制改革有深思熟虑。但他这些试图缓解政府经济危机的直言敢谏,却不合当朝昏聩大臣的心意,也惹恼了正在饮鸩止渴的咸丰帝,咸丰训斥:“王茂荫由户部司员,只知以专利商贾之词,率行渎奏,竟置国事于不问,殊属不知大体。复自请严议,以谢天下,尤属胆大。如是欺罔,岂能逃朕洞鉴耶?”指责王茂荫只顾商人的利益,把皇家利益搁在一边,太不关心国事,大胆妄为。
     王茂荫的这些奏折和当时情况,被当时俄国驻北京布道团司祭叶夫拉姆皮汇成《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1857年俄国驻北京布道团团长巴拉第编《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俄文四卷)出版,叶夫拉姆皮这篇《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就被编在集刊第三卷里。到1858年,德国人卡尔•阿伯尔和弗•阿•梅克伦堡又将巴拉第的《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翻译成了德文版出版,并将其更名为《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中国王茂荫的这段故事也就随着《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中的《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传入欧洲。
     当时在欧洲的马克思,遭遇资本社会世界性经济危机,这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马克思在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贫困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三个孩子相继夭折,多次面临停水停气危境,形形色色的敌人不断攻击诽谤。在这种境况中,马克思这位伟大的思想者,仍坚持成年累月在英国博物馆查找和研读政治经济学文献,埋头从事经济学研究,苦苦探索资本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努力揭示“剩余价值”秘密。夜以继日,“大都要工作到早上4点钟。”1861年到1863年,他竟查阅了英国图书馆里一千多本相关著作,写了二十多本笔记。在家里来回走动思考,“踏”出了他书房门与窗之间那条名闻世界的“路”。 马克思对资本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的探研,其中特别关心货币与流通的关系,十分关注古今各国币制思想发展的文献。虽然我们现在对马克思查得记载中国王茂荫那篇《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文章的具体情况,已不得而知,但是肯定是《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中王茂荫那些币制改革的观点,和他的探究息息相通,这才引起了他的专门关注,特别在《资本论》中写下了这样一条附注:“清朝户部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卡尔•阿伯尔博士和弗•阿•梅克伦堡译自俄文,1858年柏林版第1卷第54页)在这里,马克思对王茂荫的关心、挂念跃然纸上。
     马克思和中国王茂荫的这一历史性“邂逅”, 王茂荫成为《资本论》中记载的唯一一个中国人,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巨著《资本论》最早的中国缘,意义重大。
     这一《资本论》最早的中国缘,其实偶然中有其内在的必然。马克思一边在勤奋著作,撰写《资本论》,艰辛探索资本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一边始终关注世界各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时局,积极参与革命斗争实践,积极声援各国革命运动。这一时期在他和恩格斯的500多篇文章中,对世界东方,都常有格外的关注,不少文章,揭露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谴责沙俄对中国的侵占,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并预言中国将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正因为当时马克思心中一直有东方大国中国,因此中国王茂荫币制改革观点顺理成章地进入了马克思的视野。
这一《资本论》最早的中国缘,马克思之所以能在写《资本论》时“邂逅” 中国徽州的王茂荫,根本的还在于马克思、王茂荫心中都有“为民”,“心有灵犀一点通”。
      思想者马克思的一生,立志“改变旧世界”和解放全人类,为了世界绝大多数人的利益,马克思在追求真理的崎岖之道上奋勇攀登,奠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就是为人民谋幸福。而出身徽商世家的中国徽州王茂荫,受中华儒学的浸润熏陶,遵老祖母方氏的教诲,,立朝清直,勤政为民,“以身报国”“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荫”。世界的马克思,中国的王茂荫,都“为民”而鞠躬尽瘁,他们的“邂逅”是时代使然。
      今天我们的纪念,也都是要缅怀他们“为民”的奉献与执着,在今天明晰自身的历史使命: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把小我义无反顾地融入新时代的伟大斗争。
                                                                          2018年5月2日于屯溪近贤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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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9]以坛为家II

发表于 2018-5-25 22:25:55 | 显示全部楼层
革命导师马克思和它的战友恩格斯
徽州甲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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